2016年12月29日 星期四

【與某國立大學校長晤談點滴】

陳玉峯
一、先談「有效的」、「俗擱大碗的」表象鼓舞
運用人際關係,邀請在地够份量、有影響力的傳媒要角,宣示或佈達大學社服施政理念及具體辦法大原則,宴會中贈送由產經企業界朋友免費提供的精緻家用禮品(確保受贈者日常生活常常使用或看見的物品),至少在下次傳達你對社會的服務成果之前,還會想起你23次。
社服施政綱要或原則舉例:
1.      本大學提供在地產經企業、各種行業接軌全球、連結理論與現實的大平台
    責成教師就其專業分組認養
    收集在地產經企業各行各業各界的困境、問題並予系統化
    每月或每季專業會診(針對現實,而非紙上理論)
    每半年或每年,遴選全球級大師,舉辦在地接軌國際的實質效應研討會,讓在地業界及校內專業共同研討、對話。
本項針對老師及社會。
2.      將通識教育全面在地議題化、生態環境化、藝文文化化等等,且進行區域分化及市場區隔,舉例:(註:至少要區隔出與鄰近大學的特色)
    後勁溪系列(學)
    發展半屏山學、高雄港學、高雄學
    高屏視窗
本項針對學生。
3.      隱藏式內容與目標
二、次談用人
台灣政治家後藤新平名言,一切公共政策三大要件,第一是人;第二也是人;第三還是人。而大學最大特色是幾乎所有教職都是專家。
專家的特徵之一就是,給他無缺的環境條件,他可以開創、打造一個精心的王國,重點在於真實世界沒有這類童話。理論上整個大學教職個個都是專家,但從系組、院、校發展,以及長期「生產」的學生畢業後或畢生對社會的作用或功能,才可看出大學「施政、施業」的程度等第,而一大堆專家(或學者)中,有幾人具備深謀遠慮、無私兼容且看得見數十百年的智能、涵養與器度?請教校長,在現實(含制度、既有人力等等)及世俗(貴校歷來習氣等等)的條件下,你用人(各級主管等,以及一切人事制度)的原則、判斷準則、例外或破格狀況是何?
1.要成就非常的事業,必須在非常的時機,得有非常的人才,而且這些人才得在非常的地位上,才可能遂其所能。
而台灣從千禧年以降,正處於全面轉型的非常時機,照理說正是無限可能的最佳時期,之所以無能、無法開創的因素是何?台灣真無人才,還是人才難得其位?如何突破?
2.生態學上有個「時差(Time Lag)」現象,也就是從因到果,表現或症狀的出現,往往耗時數年、數十年,人才施政的效應也一樣,看得見「百年樹人」的專家有幾人?因而大學校長施政的眼界是何,涉及當事人本身的理念、信仰、決斷力、勇氣、智慧與承擔。試問百年台灣有幾位了不起的大學校長,從日治迄今,教育部、教育學有無台灣教育哲學史的深入探討與前瞻?如同台灣有無科學史、科學哲學一般,台灣有教育哲學人才嗎?
3.用人哲學首在首長如何用自己!
三、三談現實與事實
1.貴校從創校迄今,規劃創校終極理想、目標、策略及回饋檢討機制是何?迄今氣候如何?研發處做了什麼、正在做什麼?各處室常態運作之外,有何理想性?
2.校長遴選時提出的治校理念、具體政見或主張內容,迄今如何?
3.貴校最大長、短處,或老掉牙的SWOT之外,有何浪漫、解放的動力或熱情?
4.貴校目前或過往的最大困境為何?另闢新境的無限可能目前構思內容是何?
5.大環境的認知程度如何?對現今、今後學生,乃至畢業後校友室的運作是何?
6.教學、研究、社服各面向,除了現今指標之外,有何開創新機?

7.Sigma曲線、韋伯理論的突破策略是何?

2016年12月27日 星期二

【糜仔坑(梅山)因緣】3/3

陳玉峯
§ 我與李岳勳前輩的因緣
201010月,我著手高雄左營興隆淨寺史的摸索、調查,無意間在台南妙心寺的圖書室翻出影印本的《禪在台灣─媽祖與王爺信仰之宗教哲學與歷史的研究》一書,我一看下去不能自己;我在書扉頁寫下一句:「這就是母親的話!」,它解開我數十年被洗腦、被汙染的困惑,而猛然豁然開朗,對歷來閱讀數百冊台灣史料引發的懷疑,終於清醒。它,還原了我長年或自幼感受深沉的「隱性文化」,包括台灣人不能撰寫體制內自己的歷史,外來政權決定我們的靈魂與意識!
李前輩許多的內心話、家常話教我如獲至親,甚至於我懷疑我們的人格跨時空重疊。我可以沉痛地感受到他那遭受白恐扭曲的言不由衷,又極力婉轉自清的許多假語言,我不時「聽見」他那撕裂腦神經的痛楚,因而我一直想要探查他是何許人也,其親朋好友有誰健在,子女何處?於是,我經由網路探發訊息,懇請「鄉民」協助。
經由多年後,20168月,陳鋕銘檢察官查訪梅山相關單位、人士,終於傳來李前輩公子李孟翰先生的電話,而我喜出望外,經電繫後,我於2016827日首度拜訪了家居板橋的孟翰先生伉儷,訪談了5個多小時,也攜回一些李前輩的著作及資料,開始系列研讀,並往各地查訪相關。
 2016827日筆者首度前往板橋,拜訪李岳勳前輩公子,李孟翰先生及許素雲女士伉儷。
拜請李孟翰先生示範李前輩打坐姿態(2016.8.27;板橋)。

我要說的「奧妙」,很大的比例即佛家所說的因緣。
20119月出版的拙作《興隆淨寺()1895年之前》中(147),我推崇《禪在台灣》為奇書,因為我認為它「是真正台灣的庶民文化,普羅生活型經由菁英焠煉出屬靈的內在,卻每每在外來政權排山倒海、土石橫流的淹沒下,消逝殆盡或扭曲變形,不僅豬羊變色,從來認賊作父,埋冤百千年,……這類書之得以存在(或閱讀),只賴奇特的因緣際會之賜才可能。」是即一奇。
二奇是該書思維邏輯迥然大異於西方亞里斯多德式,而偏重在直覺、冥思、頓悟型的「禪覺」,貼切地映照傳統台灣人的思維模式,也幫我突破母體隱性文化與外來強權顯性文化的隔閡,因為國民黨橫將台灣文化史攬腰切斷,在文化或思想史的鴻溝,我從李前輩連結。我從2007年以降,讀了一些佛學書籍,乃至於20084月,前往印度菩提伽耶等地去感受,卻只有在李前輩的困思爬梳中,找出直接連通的管道,原來這正是「台灣佛教」與「中國佛教」的差別,雖然還是落在「分別識」之上。
我了然《禪在台灣》第一章「誠實的導言」中,為何必須一再強調「中國」,其實那只是為了避免情治系統的取締與迫害,他以「中國」兩字代替「中道」、「中觀」、「普世靈覺」;他在自己身上綁繫龐多的政治垃圾,以致於造成後人在閱讀上的障礙,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。
我了然李前輩點出宗教的最大特徵在於所謂的「靈驗」,他更指出「應現」乃在地化、本地化的標準門檻,也就是世界上各大宗教傳播至各地,同在地文化真正的融合,且主體性堅實而獨立成長。這正是為何從中東、希伯來、猶太發靭的基督宗教的上帝,與美國小孩靈魂出竅「相見」時,必須穿西裝;與非洲小孩靈遇時是黑皮膚而近乎赤裸。而台灣人唯一的傳統「真神」是「觀音媽、觀音佛祖」,且應現為台灣「最美的風景」,卻完全沒佛、沒宗教,而曾經被鄙視為「雜神信仰」、「迷信」!三、四百年台灣人始終不清不楚,講不出口的性靈,終於在李前輩的苦心孤詣中和盤托出。
而宗心法師(林錦東先生)在該奇書序文直述,日本宗教哲學界先達視李前輩為天才,而《禪在台灣》誠乃「……迄今聞未所聞,即令單以鄉土史之範圍,其學術價值之高,若據本人之寡見,敢推其為最。」宗心法師也舉康熙年代出現的《天上聖母經》序謂:「唐代臨濟系,傳南嶽法者,道一禪師,姓馬名祖,當代既得法成道矣,邢州淨土寺萬松行秀禪師曰:宋代聖母,唐代之馬祖()降生;唐代之馬祖,即宋代聖母之前世」!以之佐證李前輩之論述。
無論什麼學術不學術,事實上成也學術,敗也學術,台灣史之文字資料毫無疑問,是經過清國212年、日治50年、國府超過半個世紀的「文字獄」三溫暖洗刷過濾、縫縫補補、完全顛倒改版或造假之下的,符合「政治正確性」的版本,要符合「事實真相」直是緣木求魚、難上加難,更且,更大的一部分直接被湮滅,或常以神話、寓言寄附。
我在《興隆淨寺》一書中也直言「幸虧我沒經過文史學的的訓練」,而是自然科學理學的陶冶,卻對湯因比躺在墳場上「接收鬼魂傳送的音波」於心戚戚焉。因為我以實證科學檢驗無望的東西,卻在台灣系列神話、史料的矛盾中不斷「心領神會」,或說,閱讀李前輩的大作之後,終於「了然於心」!
而且,最奧妙的在於2011年以降,在李前輩精神的加持下,我勘調、口訪急水溪沿岸、嘉南遺址,研撰《蘇府王爺》一書的過程中,彷彿藉由陳永華、李岳勳先人前輩的神靈,參透了台灣史的無字天書。
我並沒有坊間流傳的什麼陰陽眼、通靈,但可頻常瞬息領略類似禪悟的喜悅,我所能敘述的「奧妙」,在理性範疇謂之「巧合、逢機」,例如199991日我驅車跨越「一江橋」前心生一念:「一切無常,這條橋很快地也將消失!」所以我下車,盡情拍攝橋身的細節。20天後,921大地震中,該橋逆衝、斷毀,橋頭正好是斷層穿越處;之後,我調查東勢保安祠據說是數萬無主孤魂的骨骸曝露,我香禱之後的調查簡直有如神助,該訪談的人「主動」偶然出現;2012104日,我拜過果毅後陳永華的衣冠塚後,我以無頭蒼蠅之姿,卻意外遇見帶我去找出媽祖的乩童,乃至蚵寮保安宮人員的精彩受訪,甚至在傍晚直奔夕陽墜下急水溪出海口海平面的勝景,教我跪在海灘上一面拍照、一面感恩,從而寫出《蘇府王爺》第三章的「急水溪的傳奇」!
 2012104日急水溪出海口的夕陽。
日落台灣海峽的莊嚴祥和(2012.10.4;急水溪入海口)。

簡單且「迷信式」的說法,我從自然生態的學習者,到台灣宗教哲學的探索,似乎是冥冥中「註定」我這個台灣人,必須成為在台灣史上,某種公眾性議題的責任或任務承擔者,因為流程盡是自然而然,且多「貴人」提攜、襄贊,幾乎無有刻意。而我「必須」書寫李岳勳前輩,似乎在時空流年已屬「該然」,或許放眼現今台灣學界,很難找到不為「計畫」、沒有「經費」、無有「目的」,單純只為某種內在的趨策願力去從事的「研究」!?

撇開諸多找理由的刻意,我直截了當說,我想寫李岳勳前輩這個人,這是一份台灣文化轉型正義的工作,而我似乎最適合。

2016年12月26日 星期一

【糜仔坑(梅山)因緣】2/3

陳玉峯
§ 嚴村長的現代版解說
嚴清雅村長在豬灶溪畔向我解說:
「……這條叫豬灶溪,翻過去那邊有條三疊溪,南邊還有條華興溪後來跟石龜溪在溪口合流……在下方又交會。卡早這裡是舊公所旁,村人都來此作宰殺豬隻家畜後的洗滌,洗衣、洗菜都在此,是謂豬灶溪。(註:溪名未考證)
卡早,咱庄做紙業,就利用這條溪。1950年代紙業大興,我們這裏還有蔡倫廟。有個南村庄,大約一半的人都在做紙廠,因而溪流的污染很嚴重。(註:所謂的紙業乃利用竹材,製成拜拜用的金紙,行銷全國。)
該年代有我們庄內人到台北,台北小姐問他作啥活,他答當廠長。台北小姐一聽喜出望外,當廠長是不簡單喔。因而跟他返鄉,一心想當廠長夫人。那知一回鄉,台北小姐腳穿高跟鞋,好不容易坎坷走上一個多小時才到他家。
台北小姐一看工廠差點昏倒,就一個紙水槽,一間破爛屋的一人工廠,嚇得轉身逃離……」
嚴清雅村長(右)與許應典執行長(左,紅衣)在豬灶溪邊解說梅山史(2016.9.13)。
嚴村長的解說兼顧雅俗,帶有解嚴、解放後的幽默,但他避開了梅山地名來源一節,畢竟無人可以給予「正確」的答案。

§ 原民、華人界碑
前述初墾與成立造紙工場的時距長達百年,也就是說,在17081807年之間,原始森林漸次被摧毀,且改植為竹林及果園等土地利用。由梅山鄉的地理、地形考量,在華人的農業文化而言,絕大部分土地只能闢為「園」的生活型,或台灣人所謂的山產。而拓殖的進展,我推估先是流動性的工寮,再遞變為早年的小聚落。後來我看李若文(2000)的報告,大致上也是如此解釋由「寮」,轉變為「家」,由是形成小部落。
以時程而言,華人大約花了一甲子的歲月,幹掉從梅山到太平,海拔9百公尺以下,東西直線約45公里的丘陵及山地的原始森林,這樣的速率恰好跟綠島原始林主體的破壞等同(陳玉峯,2015ab)
而海拔挺高的開墾,必然與原住民發生衝突,這方面的人種傾軋罄竹難書、全球皆然。然而,華人與原住民對自然資源及土地的概念天差地別,後者是自然人,對資源利用大抵僅止於「只取當下,只當下取」,囤聚、儲蓄的概念稀薄,遷徙而讓地力自然復原是生活型的常態;前者是農業定耕型文化,不只安土重遷,且頻頻蓄積又擴張,而「有土斯有財」,一旦盤佔,永世不還,復鯨吞蠶食,掠奪原民的土地不遺餘力。
另一方面,古來「山中無政府」,1722年的土牛紅線大致是自欺欺人,不過是官僚在發生問題之際的自保形式之一,開發浪潮從未休止。於是1768年農曆3月,官僚下令在今之162甲縣道的11.55公里附近,轉進北上太平山的車道不遠處上方,在巨石塊上刻字,是即「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」。
梅山文教基金會在車路邊立牌指示「民番界碑」大石塊就在上方(2016.9.13)。

這塊大石頭應該是太平山略呈南北縱走的山稜下,古代某次大地震時,屬於反插坡的西向坡,由山稜或上方滾落,停滯該地者,現今屬於孟宗竹造林下,因而巨石上頻常佈滿竹葉,且密生苔蘚,若無熟知人士指引,難以辨識。登上這石塊的一小段路,梅山文教基金會設有幾個小台階,且在巨碑旁,立牌書寫碑文。其下方的車路邊,則立有紅底白字的標牌:「民番界碑」。
碑文內容是「重申以大山脊分水為界,山前屬民,山後屬番」云云,在《鄉誌》133134頁列有「制式」的解釋,無庸我贅言。若將「美化」的形容詞、華人本位去除,加以儘可能客觀的史觀,毋寧才是面對台灣歷史的態度,而且,若能「翻譯」為台灣人的日常生活、價值觀或普羅草根的思維,毋寧更「真實」與親切。
我身處台灣所謂的「學界」四十餘年,深知產、官、學、外來政權洗腦式遺毒「迷信」的根深蒂固,而李岳勳前輩恰好以青、壯年的階段,遭受兩個外來政權,赤裸裸地高壓灌施截然不同的意識型態,他內心的苦楚與蛻變或轉折,乃至行文的虛實交織,合該由我解讀。所謂的因緣,某種程度正是「任務或天責」,我不得不相信除了每位生靈各有其不等程度的「意識」之外,集體的不同層級,更有不同集體意識等第的無形運作。
先將重點交代。
我估計,18世紀開始,或1700年代,華人移民或只分佈在梅山以西。梅山乃南北通道的一處休息驛站。17001740之間,梅山形成聚落,且梅山向東,直線距離約2公里,也就是觀音山(標高429.5公尺)、麻園寮山(標高535公尺)南北連線以西,大致被華人開闢成果園、竹林等。
1740年代以降,乃至1768年間,大約30年時程,華人將勢力範圍向東推進到太平山(標高968公尺)、紅楠坑山(標高1,051公尺)南北稜線以西地域。而1768年設置了「嚴禁越界私墾」碑,乃就地取材的銘刻。
1768年以降,乃至19世紀初,很可能華人的工寮已東推至瑞峯地區,東距梅山的直線距已超過12公里的深山。
也在此間,海拔約1千公尺以下的地域,華人墾殖區的山坡地上,原始林消失,改植為竹林、果園,因而1807年已可收成竹材,從而設置製紙工廠。
而我冥思探索的,不在於我能多精準地找出拓殖史,而在於追溯李岳勳前輩身世的根源,因為他的先人自福建南靖遷居台灣何處,只落個「固無可考」,卻在「第十七世顯祖玉河公定居梅山鄉瑞峯村」(約在嘉慶年間),其先人為何甘昌拓殖深山,最是高風險地轉進內地?
間接而模糊的側面「證據」在於梅山是個「雜性」聚落。雜性而能共居一地,這在古代,很可能是「反清志士」的集結點。我以李前輩悟出的道理,連結李氏家族的可能性移居內地,是否在梅山特定古人的掩護、接應下,避禍深山?
1768年設置的這塊原民、華人界碑,恰好佐證了李氏族譜定居年代的合理吻合。此面向容後再述,在回此界碑。
界碑旁立有石碑上銘刻的文字(2016.9.13)。
嚴清雅村長以竹竿輕拂掩蓋銘文的落葉,但界碑上的文字已難辨認(2016.9.13)。
這塊「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記」很可能是反插坡由上面滾落的大石塊(2016.9.13)。

§ 界碑今詮
梅山鄉前鄉長黃世裕先生接受筆者口訪(2016.9.13)。
台灣迄今的草根,價值觀依然緊抱外來政權賦予的「階級」、「尊卑」,因為那是過往「政教合一」的產物,透過宗教不斷延續皇權帝制的人治思想。其中,庶民口訪的內容,經由「學界」的加工增刪,往往失掉原味,但草根還是「等因奉此」、照吃不誤。顯性與隱性文化有時大相逕庭,卻在台灣史上彼此「愉悅並存」!此乃牽涉台灣主體的自覺,正是透過如李前輩所領悟的心理哲學所傳承(陳玉峯,2015ab2016;李岳勳,1972)。這等深邃的禪悟在此先不討論,只舉此界碑的草根傳述。

梅山鄉前鄉長、現任梅山農會總幹事黃世裕先生敘述:(2016.9.13)
1760年代華人與原住民的糾紛頻傳,大家就約定好,以那一條山稜為界,原住民打獵時,如果獵物越過稜線跑過來了,你們原民不可以追獵過來,自動放棄;華人呢?也不可越過山稜去採山產、拓墾,雙方如是唱明。
雖然現今人的解說較有台灣味,但該碑文相較於同年代前後的碑記,似乎較形草率,內容也形同道德勸說,個人有些懷疑似乎尚有隱情也未可知。畢竟所有史料文字,都是華人本位,就連我的書寫,一樣無法純然客觀。
所謂的「民番界碑」當然是強勢者的自我標榜,並不代表清國的行政力及於此線。我認為梅山鄉絕大部分地區,終之清國統治,都屬於半自治區。而梅山聚落的形成,乃至朝內山發展,自始至割讓台澎,都可能是反清遺民的疏開地域。而梅山鄉的拓殖,有如游擊隊的流動性工寮,至少某種程度以上如此。
這些流動性工寮漸次也因原始森林的消失,慢慢拓殖為龍眼林、竹林等,而筍寮、腦寮、炭寮、石灰寮等,配合水源的穩定,逐次在特定區域發展成家族式的小聚落,儼然無政府的自治區,直到清國末年的1888(光緒14)才在「梅子坑街」設立「打貓東頂堡」的「堡長」一職,也就是說,1888年之前,清國的行政力不及於此,而我一直懷疑自1683年以降,陳永華的部屬後代等反清志士,大多隱入南台淺山丘陵地,逃避清國嚴苛的查緝或屠殺,如同果毅後、東山鄉,我認為很可能梅山鄉也是此類志士的隱匿之地。
我推測或臆想梅山鄉人李岳勳前輩的先人李玉河,在約18世紀末或19世紀初,之所以定居梅山鄉瑞峯村,有可能也是逃避清國直接或間接的查緝之所致。
 2016913日筆者前往梅山鄉農會口訪,左起嚴清雅村長、黃世裕農會總幹事、筆者及梅山鄉文教基金會許應典執行長。

雖然我毫無今人所謂的「證據」,但我在十餘年來的田調、口述史訪談,隱約或冥冥之中,一直存有些微的微妙「感應」,牽連或驅策著我,隨順地探索此間奧妙。

2016年12月25日 星期日

【糜仔坑(梅山)因緣】1/3

陳玉峯
~用心走過的足跡叫道路,流轉心田的叫記憶,記憶與道路交錯盤桓,滋生美麗且豐富意象的偶然與巧合,或即因緣~
有意思的逢機與隨順或即緣起,如同登山看見自己身影現出「觀音園」(日文映光輪)(張曲祥攝、提供)。
我的流年走到玉山山塊、阿里山脈山麓地帶的梅山鄉,緣牽台灣靈性原鄉,李岳勳前輩英靈的導引。也是李前輩走過的足跡,教我回溯陳永華過化存神的,台灣奧妙的山川傳奇。於是,我來到了李前輩的故鄉。
玉山主峯。

§ 梅山鄉地名的由來
1721年鴨母王朱一貴揭竿反清之後,清國深恐「叛民殘黨」流竄內山,與原住民「勾結」,加上該等年代華人不斷入侵、盜墾原民領域,且不時滋生鬪殺事件,因而在1722年劃定「土牛紅線」,也就是在地圖上勾劃原民與華人的界線,並非真正設置「土牛溝」,更無「隘勇」看守,純屬紙上作業。
在此將近三百年前的中部地區,華人大致尚未入墾丘陵、淺山,因為由當時這一段段「土牛紅線」檢視,今之梅山鄉的範圍盡屬「蕃地」,或日治時代宣稱的「奧地」,大多為鄒族的傳統領域。
梅山街肆(2016.9.13)。
梅山鄉大抵是清國統治中、後期,華人才逐漸分波次移民拓墾。起初,梅山不過是華人在山腳地帶行旅經過之地,後來有人在溪邊設寮販賣「米糕糜」給旅人休憩、食用,因而梅山舊地名叫做「糜仔坑」。
1717年的《諸羅縣誌》(陳夢林撰)很可能從台語「糜仔坑」音轉中文字,首度將該地登錄為「梅仔坑」,依此記載,華人在梅山並無顯著的聚落,只是路過。反正從史料考據等,大致可以確定華人是在1740年代以後,才以收採原始闊葉林內的資源為目的,進入梅山鄉區,從而設置簡易工寮,採集黃藤、樟腦或製板等,而梅山本身或即少數幾戶人家,提供客旅方便的驛站。
然而,出版於2010年,顏尚文教授總編纂的《梅山鄉誌》敘述(5253714頁):1708年詹陞向官府申請墾照,開發梅仔坑荒埔,而73頁說梅山庄1708年「此聚落已存在」,但遍查全鄉志,我找不出「申請墾照」與「已存在聚落」如何同時存在的聯結式證據,換句話說,有可能撰寫人「認定」這「聚落」是「先斬後奏」,抑或草率落筆,或說想當然耳?而714頁「大事紀」在1708年之後,隔了近百年,才列有「1807(嘉慶12)9月吳才竹紙工場成立」,或說百年間「找不出」明確證據或資料,足以探討早期開拓史?
而李若文教授於2000年發表的〈日治時代、梅山地方之發展與變遷——一個「協力者」鄉庄的形成與認同〉,提及「……地契等民間資料顯示,康熙471708)年今日梅山鄉境內已經有漢人移民入墾,而往後違令越界的事則越來越多」,或許即是出處。
我以李岳勳前輩出版於1959年的《梅山鄉的全貌》,詳加對照該鄉誌之後,決定採信李前輩的見解,並以個人生態研究的心得,加以演繹,畢竟該鄉誌除了大量引用李前輩的書寫之外,「新發現」的內容似乎不多,但我的旨趣不在開拓史的考據,而在於體察李前輩的思路。
因此,究竟「梅仔坑荒埔」是否就是現今的梅山,明確地點在何處,我無能下判斷。目前為止,似乎也無人可以斷定《鄉志》的「真實程度」?但「梅仔坑」地名的由來,我認同李前輩的「糜」說,而非「開發前此地長滿野生的梅樹故得名」,梅樹是華人帶進台灣的外來種,歷經數百年始終未能馴化「入籍」,何來「未開發前長滿野生梅」?!野生梅有可能是頭嵙山地層上的「庭梅」,在梅山鄉「野生長滿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我認為「梅」說,最可能是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之後,被「政治正確性」無限上綱誇張的結果,但清國時代華人的確有可能在此地「遍植」梅樹,卻非關地名緣由,反而是國民黨據台之後,因梅山地名而大量種植梅樹。
而較早為地名之爭議,在今之梅山公園種梅樹,是在19201930年代,因為1920年台灣實施地方自治,原「梅子坑區」被改名為「小梅」,梅山人為此名很不爽,江德樹先生擔任小梅庄長期間一方面申請改名梅山,另方面在庄有地(今梅山公園)大種梅樹。
2016913日,太平村嚴清雅村長及梅山文教基金會許應典執行長,帶筆者前往豬灶溪畔,據稱是古代賣粥處,也就是梅山公園丘陵地東側下方,古稱豬灶溪的小溪溝,如今已經人工整治成半自然的排水溝渠。
坦白說,我不在意該地是否真正是梅山地名的起源點,僅止一個意像已然足夠。它反映的,代表先民必先確保有水源,方得生息。我想像著此地在原始時代,最可能是大葉楠、黃杞、香楠、樹杞、江某、榕屬樹種等等的亞熱帶雨林,且台灣芭蕉、水同木等點狀或小群聚存在。而樟樹、茄苳等,也會在特定區位繁盛。附生的山蘇花,林下豐富的蕨類物種;翠綠龐大葉片的姑婆芋,以及繁多草本灌木滋生;黃藤等針刺型鉅大的蔓藤蜿蜒穿梭,更有目不暇給的野生動物、昆蟲孳息綿延。
洪荒時代,梅山地區的森林合該壯碩,氛圍必然幽深緲遠。我額外的冥想,山林地氣至少得該以孕育人文世界的巨擘。而我由李岳勳前輩的筆觸及出版,我對梅山農會的文化氣息頗感好奇,它似乎迥異於台灣其他地區。

梅山公園路口標誌(2016.9.10)。
今之梅山公園(2016.9.10)。
梅山公園內的紀念碑區2016.9.10)。
梅山公園自生的本土樹種台灣楝樹,其下方是外來種的梅樹2016.9.10)。
梅山公園內的梅樹2016.9.10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