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4月21日 星期四

【茱莉亞來訪 —保育的國際對話】



2016.4.3於東海大學接受Julia訪問
20163月,我收到電子郵件,說是有位茱莉亞教授(Julia Haslett, North Carolina大學副教授)正在拍攝杜鵑花的紀錄片,她記錄全球杜鵑花的自然、人文與栽培園藝,她正在中國訪問,4月將來到台灣,打算訪談幾位台灣的相關研究者。她(們)在網路上搜尋,而認為我也是她們想要訪談的對象,因為我是從事植物研究以及投身保育運動的人。



茱莉亞擲來的問題表面上看來簡單,事實上牽涉全球時空大背景,
也試圖在人文與科技之於保育,探索複雜的議題,坦白說,若要讓國際瞭解台灣人的想法及作為,恐怕得寫幾本書也難釐得清。我先將她的提問臚列如下:
請在環境(生態)保育議題方面,敘述你的專業背景及你的工作或作為。
1. 目前你的工作聚焦於什麼?是否與時俱進?
2. 環境(生態)首先吸引你的是何?
3. 能否談一下你在1997年出版的,對杜鵑的研究。什麼引發你對杜鵑的興趣?
4. 杜鵑花在台灣文化或台灣史上的意義為何?(註:她寫中國,我改之)
5. 對鼓舞人們賦予自然及環境的價值而言,你認為歷史與文化,是不是重要的資源或來源?為什麼是?為什麼不是?
6. 你對台灣、中國或全球目前的環境狀況有何看法或評價?
7. 保育事工實質上承擔起地球及人類未來的既存問題。藉由在植物園的植物栽培,以及自然保護區的保育,我們能否容許因氣候變遷及人為對環境的衝擊所導致的必然滅絕?這個觀念的內涵是何?人類如何(怎麼可以)評價人及自然對環境的衝擊?
8. 許多美歐學者藉由可辨識的,人類對地球氣候及物種滅絕速率影響的指標,聲稱如古生代、中生代、新生代的地質年代,將現今稱為『人生代』,此一概念在台灣有無討論?你認為呢?將我們置入地質年代物種光譜之中的一物種,這樣是否有用(對保育)?這樣做法的哲學意涵為何?
茱莉亞的問題顯示,似乎國際上對台灣的保育或環保運動非常陌生,以致於她問的是常識的層次,但延展出不同文化、思想背景及哲學或價值觀,甚至是認識論的議題,我懷疑這是試探性質的接觸而已,但來者是客,我先順著她的提問回答。
我在小學、初中階段算是個稍內向的小孩,擁有無窮對生命的困惑,但因身處傳統偏鄉,永遠得不到稍可滿意的解答。高中離家到台南,形同脫韁野馬,知識飢渴症似的,馳騁於書海,沒有沒興趣的東西,全球任何譯書,從古到今,從天文、地理、地質、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藝術、工藝、機械……狼吞虎嚥、一知半解,特別是對20世紀東、西方哲學最感興趣,卻因對中國20世紀幾位佛學、儒學的大師有了稍深入的瞭解之後,對中國文化的威權霸道、唯心自我中心感到恐怖,我決定放掉人文思維,改由自然科學角度切入。因此,我決定學習生態學。
1976年進入台大植物學系迄今40年,都以植被生態學(vegetation ecology)為專業,且將日本人在台50年的相關研究徹底消化,而以台灣山林本身為學習、思考的對象。可以說,知識及感情的母體即台灣山林自然或土地。
1980年開始撰寫呼籲自然保育的文章;1984年進入國家公園執行體制內的保育工作;1987年起,投入社會運動;1988-2006年,全方位保育、環保、政治或相關社會運動,特別是森林運動;2007年迄今,研究台灣傳統宗教。
1991年創設台灣生態研究中心迄今,從事社運。
1998-2006年,培育社運體制外人才,以「環境佈道師」分期傳授方式進行。
2001年開辦台灣第一所生態學研究所,隨後創設生態學系,培育體制教育人才。
2003年,獲得總統文化獎。
2012年創設山林書院。
(參閱個人履歷表)

以下,依據茱莉亞列表問題簡短回答。
1. 目前任教於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;網路社教,每週2-3篇文章;廣播電台擔任節目主持人,做些社教的義工。也就是說,我目前透過宗教哲思,進行自然文化的教育工作,焦點鎖定在人才培育。我的工作從來與時俱進,隨緣改變;我比較重視230年後社會的基礎人才。

2. 環境對我而言是變化的客體,但我同時是整體文化的一小部分。我看環境生態體系一般先循自然科學問出5W,加上歷史哲思的how come」,進一步我與環境合一,不分主、客觀。

3. 我觀察、調查全台灣四千多種原生植物,每一物種在整個生態系中擔任的角色扮演。我觀每一種植物的形態,從生到死,一年12個月份的變化,春芽、生長、開花、結實、變色、落葉的年週期物候,特殊的環境衝擊,物種的生態區位、生態幅度、生態相關、物種組合、特定的生態議題……,我收集每一物種「百科全書」型的資訊,另收集歷來所有相關該物種的各種研究成果。
然而,對台灣的杜鵑(Rhododendron)類植物,我有些奇特的感受。
A. 有些杜鵑花叫人拍不得,特別是玉山杜鵑,她會抗拒底片,製造散射作用,彷彿精靈搗蛋,就是不讓人捕捉她的神韻,因而拍攝的失敗率最高,除非在某個微妙的角度,就說她是失了神的某些巧合,你才能抓得住她的真面目。
B. 台灣八大植被帶的林木高度以中海拔檜木林的樹高為最高,再朝上下而矮化,杜鵑類也是一樣,以中海拔的台灣杜鵑形成小喬木為最高大,再朝高、低海拔而變化。
C. 杜鵑在全台灣的數量分佈,由高海拔往平地大致遞減,反應杜鵑乃溫帶性分佈中心。
D. 最奇特的杜鵑社會即台灣杜鵑(R. formosanum),她在檜木林帶的下部界或與闊葉林交界附近,可能形成衝風稜頂區的純林或支配優勢的小喬木林,例如新竹鳥嘴山區海拔約1,440公尺上下地段的山頭至凹鞍,佔盡稜頂長帶的絕對優勢或形成純林,當地原住民稱為「紅木樹林」,因為其木材呈紅色。而她自海拔1,300公尺以上,數量漸增(陳玉峯,2007,台灣植被誌第六卷・闊葉林()下册,673674頁;純林照片698700頁);另如登北大武山的稜線,海拔約2,110公尺上下的長條帶,亦出現近於純林的台灣杜鵑族群(局部)(陳玉峯,2001,台灣植被誌第四卷・檜木林帶,200201頁;地圖在181頁;植群剖面在183頁)。
台灣杜鵑已知可以和絨紫紅菇(Russula mariae)、栗色紅菇(R. catanopsidis)及大白菇(R. delica)等,至少三種「外生菌根菇菌(ecotomycorrhiza forming fungi)」共生。是否因為這樣,讓她有利於在特定環境建立種苗、繁盛族群、形成純林也未可知。
我個人喜歡採下幾片具有密生銀白色絨毛的長長革質葉片,生壓在書本中,不時泌出淡淡的幽香。
E. 花海(御花畑)景觀
植被誌第一卷235頁:玉山杜鵑。(第二卷,198頁,202203頁,206207頁加上紅毛杜鵑,274275318頁)
植被誌第二卷81頁,336-339頁:南湖杜鵑(R. endronhyperythrum)。
植被誌第五卷,鐵杉林帶,786-793頁:台灣高山杜鵑、紅毛杜鵑、金毛杜鵑。
植被誌第六卷,闊葉林(二)上冊,23頁,紅毛杜鵑。
F. 玉山杜鵑專論:植被誌第二卷,210-213頁;320-335頁。
G. 玉山杜鵑、紅毛杜鵑、台灣高山杜鵑等,是台灣土地的浴火鳳凰,是土地公,療傷大地的次生植物。而她們的花朵非常艷麗,而且大部分物種在春天開花,可以說是春神的天使。

4. 台灣文化背景的最大特徵在於384年來(1621年迄今)換了56個外來政權,土地文化、土地倫理等等,形成了嚴重的斷裂,不僅無能傳承、銜接、加成累積,反而抵銷或刻意消滅前朝成果,且由外來文化凌駕其上,因而土地、自然文化是台灣所最欠缺,而且,華人素民以實用性為主,日治時代暨之前,但以「窮人種菜,富貴權勢種花」為特徵。而原生植物文化以原住民族為大宗,產生美妙的土地倫理。
杜鵑花分佈中心位於中、高海拔始告蔚為盛況,杜鵑在平地的欣賞等,始於來自溫帶文化的日本人。
1945年之後,台灣的杜鵑文化殆由植物學界及園藝學界(實用栽培)為主導,同時,因大中國思想的置入,杜鵑文化大致上是少數人以古文詩詞,敘述些微空幻的文字想像,而流於虛妄不實的無病呻吟,不足以道。台灣杜鵑花的欣賞、栽植或培育,最早約是1906年,田代安定由日本引進夏鵑(R. indicum,臯月杜鵑的原種)及麒麟杜鵑(R. obtusum,又稱霧島杜鵑,乃久留米杜鵑的原種之一);1925年山本義信再引進許多平戶杜鵑的種類,即今陽明山公園的庭園杜鵑的始源(多種反覆雜交而成)。
1953年開始引進西洋杜鵑。
1965年之後,台灣園藝界漸次引進新品種、試驗、推廣。

5. 現今各國、各地域文化已少有純粹的特定文化可言,直是全球逢機性的大雜交文化。而歷史與文化對自然及環境的價值觀或保育,可以是助力,也可以是相反的結果,端視何種傳統文化而定,而且,文化是活體且流變創造的。
美國歷史學者Lynn White1967年之批判基督宗教傳統,賦予西方傳統之統御、管理大地的精神,蛻變為掠奪自然的資本主義現象,這是詮釋聖經創世記的偏差之所致,因而重新找出聖方濟的典範,試圖扭轉之。
世界保育界探討,找出全球各原住民或古文化之與保育的關係,案例甚多,例如印度教等。
台灣的原住民文化,例如布農的精靈論與火耕文化;泰雅的烏杜與Ga-Gar之與檜木林保育的文化;魯凱的百步蛇圖騰及禁忌,形成對大鬼湖地區的保育,等等,讓我歸納出台灣山地原住民對土地倫理的定義:一群特定的人,生活在特定的地區,接受該地環境因子的制約,形成特定的生活型(life form)或特定文化(利如火耕、神話禁忌),這些生活型既有助於環境的保全與保育,更有助於該族群或種族的圖存、永續發展,而這些文化及生活型的內容,關於人們行為的該然與不該然的部份,謂之土地倫理。
(舉演講實例)
至於我個人40年在台灣自然山林的學習心得,事實上差不多也創造出了現在的台灣民間的保育文化潮流,正反面向所在多有。

6. 借用歷史學者湯恩比的一句話:「地球上每一點都是中心」,談環境議題無法只談特定一地區而不連結到全球,但各特定地區的確有正、反、持中的變化。全球自1960年代越戰結束後迄今,環保、保育的宣導佔據龐大的廣告、文宣的很大比例,但可能是最無效能、效率的一環,這牽涉國際間沒有有效的制裁力量或辦法。後來,特別是二氧化碳的金錢交換化,實乃現今犯罪卻可買賣除罪化最不堪的「新贖罪卷」!這是全球人類政治、文化道德的最大命題之一。
全球整體的環境惡化從來沒有停止,而中國是近30年來最嚴重的國家。台灣大致在1960-2000年為最劇烈的破壞時期,目前惡化的狀況或速率趨緩,這是民間保育、環保運動30年來的成果,可以說整體說來,台灣的環境運動是成功的,但內涵或保育文化的水平尚待大力提昇。

7. 保育的終極性或最根本的理由,在於地球未來的生命只能來自現存生命(基因池)。地球生命由無到有,但後來只能由有到有的演化,因為地球本身、一切生界,同樣是成、住、壞、空的不可逆,受到生命不能重來的事實所限制,因此,只能保育地球現今的基因庫。
人類迄今的保育運動,似乎只能以信仰的理念從事奮鬥,而無法以成果、結果談論作為。然而,人為植栽與自然保護區的保育,存有極大的差異。
A. 演化有兩個階段,先是沒有方向性、上帝丟骰子的突變,接著是環境累進(積)性的天擇,存有極為複雜的累進方向性。現今生命之所以可以歷經36億年的劇烈地球變遷,而發展成為現今的基因庫,正因自然允許天文數字、不可思議的變異存在,一般很難在純天然環境的衝擊之下,物種快速滅絕,除非是地史上如小行星撞地球之類的幾次大滅絕,或者是因為本來在自然界中即已走上演化末路的特定物種。
我由唯心宗教及演化生物學的合流觀點,對自然滅絕與工業革命之後的人為滅絕,認為那是兩回事,雖然這之間存在有模糊地帶,唯物科學目前也無能證明我的觀點的正確或錯誤。
B. 舉例說,19351030日到1936130日的3個月期間,一株台灣扁柏生產了790,354粒種子;一株台灣紅檜則生產了2,135,362粒種子(《台灣植被誌第四卷・檜木霧林帶》,陳玉峯,200147-51頁),而檜木的生幅(life span)長達1-3千年,則一株扁柏一生可以產生8億粒遺傳因子都不一樣的種子;一株紅檜一生可以產生2-6兆粒基因差異的種子,這8億或2-6兆基因不同的種子,可能不到10粒或100粒長成大樹,他們提供給自然環境變遷的天擇選擇成功機率高或低?此之所謂「上蒼有好生之德」!「好生之德」正是生之恐怖超大的變異,用以應變環境的變遷啊!更何況,台灣原本的檜木族群個體數目很龐大,光是阿里山區11,000公頃(約10×11平方公里)範圍,就有30餘萬株檜木大樹(紅檜及扁柏約各半)。如果阿里山森林沒被砍伐,一年的檜木種子,隨意挑中間值計算,約有4×1014~1×1015粒基因多少都有差異的種子。相對的,植物園栽培或人工育種,包括各種繁殖技術的基因變異度有多少?能夠提供環境多大的衝擊?人為種植1萬株同一clone或無性繁殖的台灣杉,對天擇而言,還不是相當於只種了幾株或1株?
人類對進行人工栽培的保育,可以說太誇張自己的事工矣!或說,一種假相或心理安慰?然而,我還是欣賞任何的嘗試與努力。
C. 美國保育界曾經的Conservation vs. Preservation路線之爭,因為人類本位主義或私利的偏見下,Conservation似乎大勝,在我看來,也是資本主義掠奪成性的結果。
D. 我在1996年寫的「自然平權宣言」簡介。
E. 佛法與演化論合體的解釋:〈籤詩解〉

8. 我在1990年代即這樣認為。我在台灣的植物研究教我下達1990年是台灣生態體系走上不歸路的分水嶺,後來,我得知英國的研究似乎也將1990年視為分水嶺。2006年我再寫「滅生代」一文。(陳玉峯,2011,山・海・千風之歌,94-99頁)
19801990年代我感嘆「我有個溫柔的遺憾」,一直無法與台灣人分享我在山林自然的感動、領悟、美麗與哀愁。
60歲生日的感嘆……
A. 就理性及字面意義而言,這是將時空尺度依推理而擴展,是演繹法,邏輯上是偏向正確的見解。
B. 就人的角色扮演而言,這是將自我中心擴大,經家族中心、社會或文化中心、國家主義、人道主義或人本思想中心,以迄生態中心的思考。
C. 就系統思考而言,此思考或觀念提供人類哲學、人文及科技等全方位的基礎,重新整合、創建與前瞻,但它對實務而言,存有較長的時差(time lag)。
D. 然而,就我對全球文化或哲學的思考而言,這是西方思維的產物,我另作旁側思考(lateral thinking)。
工業革命、唯物實證科學、功利主義、個人主義、社會達爾文主義、資本主義盛行於世之後,從第二、第三世界及自然資源的強取豪奪,大自然生態系逐一淪亡,環境破壞、汙染龐雜、棲地消失、天然生物種滅絕的速率超過地史上任何一時代(平均而言),因而有識之士興起深層反省,反唯物論的盧梭(1712-1778),柏格森(1895-1951)的自然主義、神祕主義等等,加上如1864年美國的約瑟米提文告,劃訂自然保育的第一個州立公園,隨後,1872年立法通過世界上第一座國家公園(黃石公園)等,系列自然保護區的設置。
請注意,是在西方瘋狂的發展與開發潮流之下,同一系列文化之中也興起反省、反制的思想與行動,科技開發、摧毀自然,以及自然保護、世界自然保育聯盟是一體兩面的同一套文化。
東方傳統沒有一大堆唯物開發世界的主義,也沒有設立自然保護區的舉動(後來才跟隨西化而設置);佛陀是騎牛、步行或靠動物力來到中國,耶穌是乘著砲彈在東方炸開來的。
20世紀中葉以降,東西方科學與宗教、開發與保育、唯心與唯物的許多對話、溝通,探討全球的未來,我們都看到一大堆什麼東西方可以「互補」、「相容」、「合作」、「會合」等等的結論,事實上,比較是傾向於互相給對方面子的一種國際禮貌、客套的說辭,根本從未解決唯心、唯物文化不相容的問題,這是無可奈何的糾結,也是難以交集、共識之下的空話,有點兒是半謊言,但是確可以刺激、引發彼此對自己文化更進一步的省思。
我認為暫時無用的對話,畢竟可以是文化、價值觀轉變的契機與助力,如同突變的沒有方向性,以及天擇龐雜細微的累積方向,大大增加人類新文化產生的概率。 

E. 我對東西方文化之於自然的反思:〈自然與宗教的簡介〉,收錄於陳玉峯,2012,《玉峯觀止》,190-218頁。

西施花(Rhododendron ellipticum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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