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10月22日 星期二

觀音佛祖─側說台灣宗教信仰 前言 (下) 3/10

陳玉峯


  筆者所謂隱性文化的定義及特徵(陳玉峯,2012,發表中)如下:

  隱性文化起源於任何專制強權支配下,被支配者所生活出來的,有別於強權主流(特別是外來政權)的地下文化;隱性文化的主體性、靈性的本質或元素並未消失,只是轉變為地下化、模糊化,甚或無意識化,但其至高的價值依歸或主體,依然健在且代代傳承,而且,必須寄託在特定的象徵之上;隱性文化的第三個特徵即特定象徵的「應現」或存在,通常存在於宗教或某種信仰之上,以台灣而言,大抵是「反異族的民族情結」所「應化」、「應現」出的「媽祖信仰」、「王爺信仰」或「禪宗信仰」;隱性文化的自身歷史、文化的解釋權,從來操弄在外來政權手中;隱性文化的第五個特徵即其土地倫理、人地關係、自然情操等等主體性的根源,不斷遭受否定、剷除或隔離。

  而禪的文化之以本體與應現的模式,恰可提供隱性文化各式各樣的應變或方便法門,導致如媽祖與王爺信仰,集撲朔迷離之大成,故而今人無從捉摸或覷破其奧蘊,加上外來政權不斷汙名化台灣本土文化,以致於形成台灣宗教但只低俗雜神的汙蔑或汙名。

  筆者認為,台灣迄今尚保全有全球「無功用行」文化,故而隨時、到處存有「捧著16萬元,冒雨到國稅局捐給國庫的老農(2012年5月2日傳媒報導)」、龐多陳樹菊女士等等,更在種種弱勢運動中挺身而出,功成而消聲匿跡,好讓一些當權者、文筆奴、餓鬼格之類的人「割稻尾」、坐享其成,也在社會、國家有難時,徹底犧牲而不著痕跡,正是標準的「無所求行」。

  而台灣人無形宗教的情操足以兼容並蓄,涵容世界各種異文化、異宗教的融合或對話。時下如土耳其當代伊斯蘭大師費拉乎拉‧菊廉(M. Fethullan Gülen)的「Hizmet運動」,試圖經由無宗教教派傾向的教育體制,建構一種和諧文化與永續和平,鼓勵不同宗教、族群的對話與互解,相當於打造世界性大宗教的努力,筆者認為,台灣最大宗的無形式禪的宗教文化,正可在此運動方向著力,並提供對全球人類未來發展的理念、行為或方法論上的貢獻。而其接軌的困難度在於,此一台灣文化散漫於草根基層,在當今學界、主流或顯性文化群中較罕見及,或可由民間NGO、寺廟、各種組織中,找尋合宜對口單位及人物交流。

  為闡釋此一隱藏久遠、螫伏草根的台灣文化,筆者擬由李岳勳(1972)前輩的大作中,擇錄或改寫其洞見,或略予畫蛇添足,試圖將台灣宗教總根源的「觀音佛祖」的內涵明揭,作為台灣宗教文化的概說,從而詮釋台灣人的精神與人格的典範,附帶說明台灣人的禪文化,也略提前瞻。

  筆者即將邁向老年之際,有幸欣賞李前輩的智慧,研讀之間彷如聆聽祖母、母親的款款密語,溫馨感懷之餘,渴望與朋友、讀者分享並推薦李氏大作。本文除了註明筆者見解的部分之外,大部分均是李氏著作之改寫或引用,但李氏精華獨到的剖析媽祖與王爺信仰等內容,本文未予觸及。

  感念李氏之餘,本節最後,引用李氏(1972)274、275頁全文,其乃附帶對台灣人被外來政權汙蔑為好作亂(三年一小反、五年一大反等等)的「劣根性」等,作一有力的平反。李氏全書到處散見如此筆調,幾乎寫盡筆者30年大惑之釋懷,也為過往中了外來政權散佈的毒素,扭曲台灣人的本質、天性而道歉,同時,下列引文也清楚交代台灣人格的底蘊。

  「清廷自從收台灣為其領土的一部分以後,每一位皇帝都曾嚐到台民叛亂的苦頭,現在我們先按年代的次序,歷數滿清治下台灣規模比較大的叛亂,以觀其概略。收奪台灣的聖祖治下,有康熙三十五年(一六九六)的吳球之亂,康熙四十年(一七O一)發生了劉却之亂,而康熙六十年(一七二一)又有朱一貴之亂。繼位的世宗,其治世雖比較短,雍正十年(一七三二)也有吳福生之亂可數。再下來就是高宗的治世,乾隆三十四年(一七六九)有黃教之亂,乾隆五十一年(一七八六)有林爽文之亂,而乾隆六十年(一七九五)又發生了陳周全之亂。

  繼高宗之後的仁宗時代,嘉慶五年(一八OO)所發生的海賊蔡牽,竟然從台灣人之中牽出了一位太子太保、伯爵、福建水師提督的王得祿出來。其次乃是宣宗,道光四年(一八二四)有許尚、楊良斌之亂,道光十二年(一八三二)又發生了張丙之亂。次為文宗,咸豐三年(一八五三)有李石之亂。

  其次的穆宗同治元年(一八六二)也發生戴萬生之亂。這只不過是就規模幾乎遍及全台灣的武力革命規模而算出,至於規模大,而訴之於武力的成分比較少的,有宣宗的道光二十三年(一八四三)發生的郭光侯、劉取的案件,及德宗的光緒十五年(一八八九)鹿港所發生的施猴斷的案件,而地方性的小革命案件就舉不勝舉了。清庭的所謂仁政,實際上對這個海島有其難達的困難,但是即使是達了,在民族自決的目標未能實現以前,他們的武力革命還是繼起不絕,他們的民族精神無法在唯物論下的仁政受到麻痺,如以現代的眼光看來,他們沒有盱衡天下形勢的智慧,也沒有統率革命集團的高度的領導能力,以致其起也全台歸心,却一貫無法奠定一個與清廷長期對抗的獨立的地位,但是我仍認為他們是了不起的,因為有清一代中國人的民族主義,端賴台灣這一群無智的水牯牛來紹隆,以無數的血淚,把民族主義拖上了洪秀全太平天國的全國性運動,再把它推至近代的國民革命,因此,如果台灣人的心麻痺於唯物論的仁政,中國還有沒有民族主義運動,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  關於台灣二百多年繼起不絕的革命史,那是作為一個台灣人,甚至是作為一個中國人都不可不知的很重要的史實,但是,因為次數之多、內容之雜,在這裡不容我們涉及其詳,不過無妨以共通點來一概其全,並在其中,擇出兩三實例,用以說明其與媽祖信仰史的關連即足。如同前面所略說,唐宋以後的中國歷次革命運動,都一貫以白蓮宗或白雲宗的宗教團體來蘊育,而這個宗教團體雖是革命的母胎,它却不但未受它所培養而成功的革命家對它的任何報答,而且有反而受成功者加以『妖教』而取締的不少場合。史家對這種傾向都會大打不平,但是,那是不知這個革命母胎的基本精神所作的論調,假使成功的革命家要給它以報答,它也會拒之於門外,更徹底的,可能在革命成功的時候就銷聲匿跡地轉移陣地。

  為甚麼會這樣呢?無他,這個無我的精神格調,在老子是『功成而弗居』,禪宗把它說成『無所求行』或『無功用行』。媽祖信仰是媽祖透經龐蘊所弘傳的居士禪,而居士禪的革命精神,可歸之於居士門的原典—《維摩詰所說經》香積佛品第十末段所說『菩薩成就八法』:『維摩詰言:菩薩成就八法,於此世界行無瘡疣,生於淨土。何等為八?饒益眾生而不望報。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。所作功德盡以施之。等心眾生,謙下無礙,於諸菩薩視之如佛。所未聞經,聞之不疑。不與聲聞而相違背。不嫉彼供,不高己利,而於其中調伏其心。常省己過,不訟彼短,恆以一心求諸功德。是為八法』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是自盛唐以後,一貫風靡於全國上下各界的經典,而上引『八法』之中的『饒益眾生而不望報』,『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』,和『所作功德盡以施之』這三項,可以說是中國宗教革命思想的基本精神。

  這個革命的傳統思想,在明末清初為媽祖信仰所紹隆,後因祖廟淪陷於清朝的勢力範圍,才產生清廷藉尊崇媽祖信仰的方式企圖懷柔反清的思想及行動,但是反清陣營却很巧妙地,反用清廷所尊崇的媽祖信仰,來掩護洪門天地會的反清運動,直至其發展為太平天國,他們又代清末全國眾生負起對日本戰敗的賠償之責,國民革命成功,他們還是以奴隸的狀態在這孤島償債,而大陸淪陷,政府播遷台灣,他們似乎安了,在這個過程上,除開少部分逸脫台灣精神的『餓鬼格』的人們爭奪權利以外,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善守饒益眾生而不望報、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、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的居士禪之根本精神。他們不是要厭離世間,而是勇敢地活在這個穢惡充滿的世間,默默無言地為掃除穢惡而盡其無所求報的清道夫的工作。他們沒有學問,不造標語,不弄動人的口舌,更不若我叨叨擾擾地、掘出他們的精神而求某些意味上的利己,書至此,我慚愧得幾乎難抑斷筆毀稿的衝動。」
【……未完,閱讀(下一頁)】

~本文摘自《台灣素人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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