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10月17日 星期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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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玉峯


廢核行腳隊伍訪問慈林文教基金會,與林義雄先生合影(2013.10.11;慈林)

~他的志業清晰、堅定,恆不懈怠於培育自覺性的人民,使之激發出具備行使自由意志暨主體意識的能力,且可以自我承擔的民主公民。筆者歷來推崇台灣歷史上存有兩大政治家,一即陳永華,他奠定台灣四百年民族倫理、價值及宗教信仰的底蘊,建立台灣民族靈魂的原鄉,並形成現今台灣人的無功用行;另一是日治時代的後藤新平,他底定台灣完成現代化國家的根基,締造行政典範的恢宏格局;如今,筆者確定,台灣史上第三位政治家即林義雄先生,他正在創造21世紀台灣民主的公民社會!~

20131011日下午,我跟隨「廢四核、清核廢全國接力行腳」隊伍,造訪「慈林文教基金會」,林義雄先生、方素敏夫人伉儷接待、導覽我們。林先生夫婦陪我們看過簡介「慈林」的短片後,同我們展開一場座談或對話。這場「家常菜」式的會談平易可親,但其篤實的經驗、體悟的智慧,在尋常話語之間,處處激發人性的光輝。

平生迄今,除了千禧年前後,有次去慈林上課(方素敏女士接待筆者),以及曾經12次與林先生通話或寒喧之外,我與林先生可謂「緣慳一面」,或素未接觸。儘管他的報導繁多、讚譽有加;他的高風亮節、方正行徑,亦為普世認定,但筆者走進慈林時,並未攜帶如是抽象。

可以說,我沒任何準備,也沒目的。意外的是,這場普通的談話,卻教我下達破題的感受。

由於林先生闢頭即強調這天的談話,最好不要對外發表,因為聽與講的人之間,存有大歧異。若經再三轉述,就會愈加失真,失真則造成無謂的困擾。因此,本文所載,但屬個人感受,雖落款林先生之語,一切文責自負,與林先生無關

§ 台灣民間心目中的「人格者」

大家耳熟能詳的「巴比倫塔(Migdal Bavel)」神話故事(《舊約》創世紀第11),說是人類聯合建造通天高塔,以便傳揚自己的永世偉名。於是,上帝不爽人的傲慢,讓人類說出無法溝通的不同語言,因而造塔失敗,人類各散東西。希伯來語Bavel帶有「變亂」之意,也可以延展人類口舌與耳聽之間,在人心差異的妄相之下,增添無數的誤解與衝突。20世紀哲學家維根斯坦(Ludwig Wittgenstein,奧國人,邏輯實證論鼻祖)業已析明,除了自然科學語言之外,人類絕大多數的語言並無真假值!

我能理解林先生為何如此謹言、慎說,殆因他很清楚自己的份量,深恐渴嗜興風作浪、挑撥是非的傳媒,妄造口業、徒增困擾。即便如此,網路上迄今還看得到扭曲林先生,或刻意誣衊林先生的話語!上帝與撒旦是孿生?奈何!

林先生,1941年生,宜蘭五結鄉人,台大法律系畢業。1966年執業律師;1975年投入政治運動;1977-1979年擔任第六屆省議員,他以清流之姿,耿直從政,網路資料評述他:「率先婉謝禮物......埋下遭受『特別關照』的伏筆......」;197912月,因「美麗島事件」被捕入獄;1980228日,發生慘絕人寰的「林宅血案」,《維基百科》記載:「礙於國內外觀瞻,執政的國民黨讓林義雄交保出獄料理喪事。國民黨高層本有意假此交保出獄之後,不再讓他再入獄。但是,林義雄堅持與另外七位黨外好友一起接受軍事審判,結果被判刑十二年......;1984年林先生假釋出獄,與夫人負笈美國哈佛大學深造;1989年攜帶兩冊著作回台,一為《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》,也就是他的政治理想,關於台灣前途的願景;另冊即《心的錘煉:淺談非武力抗爭》,討論促使社會變革的方法等。

1991331日,林先生於故鄉創辦「慈林文教基金會」;該年亦發起「核四公投促進會」,1994-1997年擔任該會召集人,且於1991年至2003年間,共計發動三波徒步行走全台的「核四公投千里苦行」。1994年明訂「核四公投促進會」宗旨為:經由促進「用公民投票決定應否興建核四,來喚醒台灣人民的主人意識,培養台灣人民行使主人權力的能力。」

1998-2000年,林先生擔任民進黨主席,並輔選成功,完成台灣史上首度的政黨輪替。然而,民進黨執政後,宣佈停建核四,卻在朝小野大,以及釋憲風波中,2001年核四旋復工。於是,221日,林先生以「核四爭議中,雖然自認為問心無愧,但是認為還是需要負起連帶責任」,辭去民進黨首席顧問一職,乃至2002-2005年間,多方行使公民運動,且在2006124日退出民進黨。

《維基百科》等,認定林先生乃台灣自1970年代後期以降,最具指標性人物、台灣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,或陳前總統著作中宣稱的「人格典範」者,草根民間則敬稱其為「人格者」。

林先生的事蹟龐多,我不擬在此畫蛇添足,只以客觀史實勾勒一、二。簡化地說,林先生誠乃台灣近40年來,集民主運動史於一身的理想性人物,而草根民間的認定,毋寧才是其最合宜的寫照,但也是最沉重的負擔!

§ 見山還是山的志業

林先生簡介其一生迄今,主要的或三大階段的工作,且如何回歸民主文化素養或教育的基本面。他說,因為他當律師,從而去做政治工作,「那時我很單純,認為法律可以改變我們的社會,所以去做政治,之後,一直做,做到民進黨主席......覺得也不行,所以(回歸)做教育。我會去做教育,是更早的事......我坐牢出來後,出國,去世界各國走走。我想去學人家的政治怎麼做?看人家如何設計其制度、如何選舉、如何在國會中辯論......而一個專制或不好的政權,我們要怎樣去推翻它。那幾年我寫了二本書,(1989年帶回台灣)一本是《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》,是我的政治理想;一本是「非武力抗爭」,討論促使社會變革的方法。但是,......政黨輪替了,似乎也沒什麼......不像我想像的那樣美滿。而之前,我們也做民主運動的教育,希望民主文化能夠更深入台灣社會,人民可以做民主國家的主人。1991年創設基金會的緣由乃在於,我去國外學習政治制度、政府組織雖有心得,然而,是因為他們人民的素養、水準比我們高,才會去設計那樣的制度、組織、政治方法,那是我出國多年最大的感受!所以我回國後,第一要緊事,即創立文教基金會......

林先生這番道破因果關係的話,令我十分感慨。

1970年代末葉,我在台大植物系、植物研究所就讀期間,非常反彈於學界的橫向移植,直接在課堂上駁斥授課的教授,強調自然科學是先有既存的事實,而後有觀察、調查、分析、歸納、演繹,從而產生假說、實驗、方法論、理論,絕非將溫帶國家研究成果的方法論、理論,強硬套在台灣的現象與事實,甚至矯飾台灣事實,去迎合外國理論。當時,台大剛引進真空管的第一代電腦,我還諷刺他們:「輸進去的是垃圾,出來的還是垃圾!」1990年代,我在自己的講堂上,不斷宣說、析辨「台灣是有什麼樣的外來政權,才形塑出什麼樣的人民」,辨證「有什麼樣的政府才產生什麼樣的人民,或者有什麼樣的人民,才產生什麼樣的政府?」等等。

    事實上各行各業莫不如此,因而滙聚成19801990年代,或230年台灣的主體或本土意識的運動。我個人在此面向,朝向「從土地倫理到文化創建」、「天文、地文、人文、生文」一體的文化創建論發展,將「台灣史」的範疇,由地體、生界的演化,討論到人文的演進,且在近7年來,解構台灣的「隱性文化(次文化、被統治文化、奴隸文化……)」,直探傳統宗教、台灣庶民信仰、價值系統的底蘊,誠然,台灣保有且創發禪文化菁華一部分的「無功用行(無所求行)」,造就台灣人的「好」舉世無匹,卻只在個人層次,而始終無能在集體大義進展,因為,普羅大眾、傳統宗教流布的,是千餘年尊君(霸權)、帝()制的價值系統,且台灣在歷代的外來政權統戰的先鋒,通通是「宗教先行」!

    這是一個靈魂性、深沉內在結構的大議題。

    當我聽到林先生出國多年後的「最大感受」,我有幾個層次的慚愧與遺憾。

    慚愧的是,230年來我們在台灣推展的主體意識運動,始終是絕對弱勢,只在最表象的浮面,被政治人物轉用為拉選票的工具,而我們不夠努力,做的太少,況且,我當年年輕氣盛的輕浮或傲慢,竟然不知謙虛,不知只求整體大義的進展,或說小我、自私心太大,以致於如慈林當初找我上課,我不懂得主動、義務幫忙,且長期與之合作!更糟糕的,在政黨輪替後那8年,反而更加萎縮不前,真是慚愧與遺憾啊!而主、客觀社會條件,自有龐雜且壓倒性的困境自不消說,而且,此等世代變革、結構議題,當然也非一蹴可幾,但無論如何,還是存有長年的扼腕啊!

    日前看到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的一篇「北京九號文件與台灣民主」警文(2013.10.14),提醒國人,北京習近平正在推「七不講運動」,包括杜絕「西方憲法民主」、「普世價值人權」、「獨立媒體」、「公民社會」、「市場導向等自由主義」等等,也就是說,反自由、反民主、反自覺,而鞏固其共產獨裁專制、帝制。而林毅夫、黃植誠、黑道等,原先「中華民國」叛國、叛逃的人士,皆被用來對台統戰,且更嚴重的,30多年來,台灣宗教全面被統的人心腐蝕,毋寧是在中樞神經的最大毒害!

    簡單地說,現今台灣對抗中國入侵的,正是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,以及民間自覺的主體意識,且兩者實在是一體兩面的同一件事。而林先生數十年一貫努力的,正是落在民主文化素養的培育工作,而且,他是徹徹底底身體力行、躬身示範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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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義雄先生與廢核行腳隊員座談(2013.10.11;慈林;陳玉峯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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