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10月13日 星期日

泛觀音信仰的蓮花化身—許淑蓮女士 1/11


陳玉峯

   ~所謂台灣人,意指無論生前、死後,都可以在台灣土地的場域,找到終極的慰藉與憑依,讓靈魂不再游離或流浪;他(她)的生活圈在全球,他(她)是世界公民,承擔著生界的苦難與歡樂,也扛起人類的未來。他(她)可以是觀世音、阿羅漢、保羅、彼得、Garga……,他(她)更可以是你我身旁最平凡的一個人。就草根而言,他(她)的典範殆即:「饒益眾生而不望報,代一 切眾生受諸苦惱,所作功德盡以施之」~

 
2010年的某天,在台灣當義工的許淑蓮女士,風塵僕僕地趕回美國的家中,備好晚餐,準備與家人平靜、和樂地,食用她這輩子的最後一餐。她深信,這天是她的大限,她一切都準備好了,她了無遺憾,滿心只有感恩。

 
她沒有安排像電影場景的滿屋鮮花與白蠟燭千盞。沒有賺人熱淚的訣別台辭,也沒有膚淺的「箕踞鼓盆而歌」,更不必說什麼「生者,假借也;假之而生生者,塵垢也。死生為晝夜」或「觀化及我」之類的贅詞。全家人陽陽如平常。

 
她依常態作息。深夜之後,在她熟稔的天地間就寢,即將告別人世的一生。
坦白說,她壓根兒不相信人在墜樓著地前,一生行徑會倒帶或順帶一次。她也不確定有何前世、來世,天堂或極樂世界。然而,在她靜靜躺在床上等候死亡來臨前,一幕幕生涯的影像,和著如同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樂第二樂章的旋律,如歌的行板悠悠奏出……

 
§ 「得姆啊」活菩薩
淑蓮女士1949年出生於台北三重埔。她算是衝著戰後嬰兒潮浪頭而來的新生命,也如同許多其他的小孩,從絕對貧困的家境,走向富足文明的生活。她的父親白手起家,由鄉野小孩,刻苦向上,成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第一屆的畢業生,是1950~1980年代的台北市名醫;她的先生是美國先端心臟麻醉醫師,她是台灣20世紀中葉高貴的所謂「先生娘」,然而,她一輩子或生涯的工作重心是義工,最大的成就是「沒有自我的成就」,她註定地是個「媽媽天使」,隨緣、造善緣地賑濟人間弱勢,以及需要幫助的人們,而且,她本身勤儉樸素,一生不沾染名、利,乃標準的捨得與放下,但她不自知;從她人格的特徵比對,她過的是一種無形式的信仰生活,但她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宗教;從各種世俗角度檢驗,她非聖、非俗,只是平常,為什麼她得選擇或不能選擇地知道自己的死期?

 
事實上她可說幾乎不瞭解宗教信仰的本質,也就是信仰的意志,從信仰者本身產生向被信仰對象的無限仰慕,從而在生活中,舉其身、心的全部存在,蠕向、泳向、迫近且漸次同化於被信仰對象的形而上的努力,也就是說,如果你信仰的是人,你的努力就是「有為者亦若是」,成為你所仰慕的人格,更創造出你自己的風格;如果你信仰的是抽象神,也就是你不斷地將抽象神的特徵人格化,使用宗教的名詞即謂之「應現」。而應現出來的人格,便成為信仰者一生恆不怠懈的追尋與實踐的目標。但是,還有一種層次,連這些都不存在。

 
整體而言,台灣人的宗教信仰最大宗的應現人格,就是禪宗觀音信仰的二次、三次應現,應現成為媽祖,應現成為王爺,應現成為龐多的無名小卒,然而,幾乎所有的台灣人都渾然不知。

 
當童年影像走馬燈式地翻閱中,一身潔淨、髮髻梳染得烏黑亮麗的阿嬤,活生生地定格在淑蓮女士的腦海,毫無疑問,阿嬤的身教,銘印給淑蓮一生性格的基調。

 
「小時候寒暑假,我爸忙得沒空回老家探視阿嬤,由我們小孩作代表。我爸替我買張票,從台北坐到新竹站。出車站有許多三輪車,隨便告訴任一個車伕:『我要去“得姆啊”家』,他們就會把我送到阿嬤家。阿嬤名氣很響亮,三教九流都認識她……」

 
阿嬤何許人也?阿嬤的姓名是許劉鄭;阿公名叫陳皆得,但因入贅於許家,故而易姓為許皆得。阿嬤人稱「得姆啊」,這是因為該時代乃男性優勢的年代,女性的名字得隱慝,只以先生的名號代之。「得」,讀如台語的德,「姆」音近ㄇㄣˋ或Mn。

 
在那台灣人幾乎是全民貧困的日治時代,許皆得先生究竟是人矮了半截或其他原因不得而知,總之,他染上了喫鴉片的習慣。淑蓮女士的記憶中,祖父母的家境可謂一窮二白。窮的主因來自吸食鴉片的鉅大耗費,將所有田地厝契都敗光了,因而直到終老,都住在租來的小小古厝過活。這間古厝係向淑蓮女士的外公承租的。小時候的淑蓮,由三輪車伕送達許家厝之後,還得走經水田埂,跨越村人洗衣的圳溝、土地公廟、田畦,再繞經一口井,進入許家厝,然後,越過一個木製的門檻,才能回到阿嬤的小屋間。

 
由於鴉片的腐蝕,原本即弱小的皆德先生更加孱弱不堪,故而負重上工根本不可能。全家生計或生活的重擔,完全落在許劉鄭女士身上,逼得她竭盡所能養家活口。她去擔任日本人的奶媽,自己的小孩則在欠缺奶水及困頓的窘境下,只好送給別人家。她連續生了一堆兒女,只留下一男一女自行撫養。留一男當然是為了香火薪傳;留一女則是為了協助打雜與生活家計。

 
日本人挑選奶媽是極其嚴苛的,健康與衛生絕對必要,或許也因此,養成許劉鄭女士此後一生的潔癖,不只如此,她天生有種尊嚴的格調,人前務必是光鮮體面,絕不因為貧窮而失掉一絲絲精神的屹立。由是,再舊再破的衣飾,一定比所有村莊人的穿著更乾淨、更白晰,粥湯燙出來的衣袖總是比別人的挺拔,領角生似骨氣畢露。在她有了年歲之後,總以烏茶油梳染髮髻,整整齊齊、烏黑亮麗。

 
當奶媽之外,任何可以添補家計的大小粗活,農、工、雜務悉皆承攬。然而,奶媽的工作畢竟不長久,她開始賣豬肉。每天清晨三時餘就得起床,打點自己及家務之後,從豬竈到市場,所有工作一肩挑。她的豬肉攤幾乎也是一塵不染,加上她為人很是阿沙力,因而生意興隆。

 
然而,她的名氣不是來自表象,而是出自一種先天的悲天憫人,也來自貧困生涯所淬鍊出的同理心,她是女中豪傑,更善於排解人際糾紛。村人有大小紛爭,總是來找她當公親。淑蓮目睹多次:「……爭吵的兩造來找阿嬤,阿嬤先問明原委,然後將自認為受到委屈的一方拉到旁邊,塞一把錢給他(她),然後要雙方好來好去,散散去!就這樣擺平。很多村人一遇有困難來找阿嬤,人家借50,她給100,有還、沒還她也記不清……;事實上阿嬤根本沒什麼多餘的金錢,常常是手中僅有的一點,在別人需要時,她就忘了自己的困境……」

 
「阿嬤比阿公較早逝世。出殯的那天,出現了很多陌生人,淚漣漣地來祭拜,向我們說的話都是一個模式:『當年您“得姆啊”給了我很大的幫忙,足感恩吔!』……」那個時代的台灣人,誠實、樸素,幾乎沒有無賴,人們是很虔誠地來祭拜活菩薩的往生。

 
「無論工作何等辛苦、勞累,不管手頭如何倔拮,或身體有何病痛,我從沒聽阿嬤哼過一聲!」她唯一的嗜好,最愛看歌仔戲。而20世紀前葉的戲班,其下的「搬戲的」或唱戲的,相當於現在的「藝人」,但其社會地位低落,在清代係被列歸為下九流(娼、優、巫、樂人、牽豬哥、剃頭、僕婢、拿龍及土公)之一,是為「賤業」,到了日治時代也未能真正翻身。戲仔的來源多是貧困或悲慘人家的子女,或送、或賣、或搶而來,身世可憐。

 
而古台灣人的嗜好之一,也是社會道德教化的場域之一,即來自看戲。古台灣婦女無論街頭巷尾與人品頭論足、教訓子女、說服他人、談東道西,等等,無不引經據典,七字、五字、三字出口成章,罵起人來更是綿貫牽絲,可沾黏到海角天邊,但她們多不識字,她們多由看戲內涵的耳濡目染,牢記在心而根深蒂固。

 
「得姆啊」不僅愛看戲,或許是源自年輕時代,不得已將無力撫養的骨肉送人的哀痛,轉化為對戲仔的憐憫,她不斷隨緣認養一些戲仔。她甚至想要組成戲班自己當班主。淑蓮女士的童年,便常陪伴阿嬤去看戲。
「每次我跟阿嬤去看戲,她總是坐在最好的座位上,但戲一開演沒多久,她就睡著了。因為演來演去就那麼幾齣,她對每句對白、每個動作早可倒背如流……」
「阿嬤十根手指頭上,掛著十只各式各樣的戒指,金、銀、寶石琳瑯滿目,我從未看過有人如此累贅。後來我才得知,那是阿嬤年輕時發下的願望:他日有錢時,每根手指要戴上指戒。而晚年始靠苦讀出身、卓然有成的兒子的孝敬,了此願望。之前,太多的財物都施捨而去啊……」

 
「得姆啊」崢嶸的個性,幾乎肩挑眾生煩惱的行徑,永遠潔淨整齊的形象,自己茹苦含辛却了無煩惱的氣質,律己甚嚴而待人從寬的雅量,以及慈祥和眾的母儀,在年幼的淑蓮女士心目中,印記了永不抹滅的一種風範。然而,「得姆啊」只是個最最平凡的村婦,她一輩子做牛做馬而了無大志,但十個戒指刻正代表著單純、樸素等等的戒律。她完全不瞭解她正是禪宗信仰的應現。

 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如是說:「菩薩……饒益眾生而不望報;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;所作功德盡以施之……以智慧劍,破煩惱賊,出陰陽界。荷負眾生,永使解脫。以大精進,摧伏魔軍。常求無念實相智慧。行少欲知足,而不捨世法,不壞威儀,而能隨俗……」凡此內容,丟掉一些文謅謅的形容詞,例如智慧劍、解脫、精進、無念實相等等,也就是說,脫掉這些嘴巴上的「胡說」,而貼近真實生活,殆即「得姆啊」的真實內容。以現今佛法名相大肆盛行但法水稀薄,兩相對照,殆可瞭解台灣草根才是真正的實相!

 ~本文摘自《台灣素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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